待隐园池亭观物感怀和韵 其六

中山孺子倚新妆，郑女燕姬独擅场。
齐唱宪王春乐府，金梁桥外月如霜。

　　这首诗是作者在汴京观看元宵佳节的盛况时所作。诗人通过对中山孺子、郑女燕姬精彩演出场景的描述，为读者展现一幅元宵节月光下许多台杂剧争妍斗丽的画面，反映了汴京元夕戏剧演唱的热闹景况。

　　“中山孺子倚新妆，郑女燕姬独擅场。”先从来自各地的伶人粉墨登场写起。先写北方的男性青年——“中山孺子”，这些挑选出来参加歌唱的男青年本来就已经标致，再穿上入时的新装，打扮起来，变得更加帅气。再写北方女子——“郑女燕姬”，这些参加演唱的女子当然也是挑选出来的美女，她们胜过众人，压倒全场。中山少男、郑燕少女都善演戏曲，说明当时杂剧传布的盛况。

　　开始这两句虽然旨在点明演唱的人员，但又并非是纯乎客观的介绍，诗中“倚新妆”、“独擅场”应是互文见义，“倚新妆”的“倚”字，“独擅场”的“独”字，都暗含着一种互相比赛，争妍斗艳之意，男女的情态得到了生动的表现，那种热烈、欢乐而又兴奋的场面，也凸现出来。这时虽然还没有写到他们的歌唱，但人们可以想见，这些英俊的男子、漂亮的女子的歌声，应该十分美妙。而少年男女争扮周宪王剧中人物，也使读者对当时剧界的风气颇有所领会。从侧面反映了汴京作为古时都会，在历受金元劫难之后，经明初的休养生息而恢复生机，重现繁华，其民俗风情，也通过这两句表露出来。

　　“齐唱宪王春乐府”作为全诗的中心，终于写到了歌唱，主要表现男女声齐唱时的情形。不过诗句中也并没有写到歌声如何，只点明歌唱的形式是“齐唱”，歌唱的内容是“宪王”的“春乐府”。

　　据《明史·诸王传》，宪王即朱有墩，世称周宪王。他能诗善画，谙晓音律，是明初影响较大的散曲、杂剧作家，剧作达三十一种，总名《诚斋乐府》，这里演唱的是他的乐府中的一种。地位这样显赫、成就又很高的人物的乐府，自然是十分美妙的了。用男女声“齐唱”的形式来演唱，不仅声音宏大，而且刚柔相济，雄浑中有清脆。“齐唱”二字，刻意渲染出元宵欢庆，万民同乐的情景，给人的感觉是舞台上伶人的演唱与舞台下观众的和唱一起进行，场面肯定是热闹之极。这里仍然只是暗示，没有正面去写歌声，但却使人有如闻其声的感觉。

　　“金梁桥外月如霜”不仅没有写到歌声，反而宕开笔端，写起了戏曲表演场地旁金梁桥外的夜景和天上的月色。“金梁桥”在汴京，从桥上望过去，那一轮明月正遥挂天际，洒下如霜的清光，给整个汴京城披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，全城变得朦胧、幽邃，更加显示出动人的韵致。“月如霜”之清冷幽静，与前面所描绘的欢庆热闹情景似乎不相吻合，然而这一句实际上却是诗人的神来之笔，以淡墨衬浓彩，余韵宛转，余味曲包，深得唐人竹枝词之妙。此时，那男女齐唱“春乐府”的歌声，不仅响彻全城，而且在月光中也更加清亮，仿佛从地上直飘向月宫。

　　这一句，作者是以景衬声，在诉诸视觉的月色中，暗暗包含了诉诸听觉的歌声，这样一衬，歌声似乎显得“形象化”了，好像看得见，摸得着，更给人以清晰、深刻的印象。作者巧妙的安排，使得诗歌最后更加耐人含咀，神味隽永，情韵不匮。

　　《汴京元夕》寥寥四句，再现了汴京元宵之夜演出戏曲时演员擅场，众人齐唱的欢乐场面。流畅自然，清丽可喜，颇有唐竹枝民歌风味，为其集中七绝之佳作。

参考资料：

1、 周啸天．元明清名诗鉴赏,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01.08：3032、 上海辞书出版社文学鉴赏辞典编纂中心．元明清诗三百首鉴赏辞典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2012.01：1373、 朱惠国．中国古典文学精品选注汇评文库 元明清诗、词、文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02年07月第1版：106

　　吴、长洲二县，在郡治所，分境而治。而郡西诸山，皆在吴县。其最高者，穹窿、阳山、邓尉、西脊、铜井。而灵岩，吴之故宫在焉，尚有西子之遗迹。若虎丘、剑池及天平、尚方、支硎，皆胜地也。而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，七十二峰沉浸其间，则海内之奇观矣。

　　余同年友魏君用晦为吴县，未及三年，以高第召入为给事中。君之为县，有惠爱，百姓扳留之，不能得，而君亦不忍于其民。由是好事者绘《吴山图》以为赠。

　　夫令之于民，诚重矣。令诚贤也，其地之山川草木，亦被其泽而有荣也；令诚不贤也，其地之山川草木，亦被其殃而有辱也。君于吴之山川，盖增重矣。异时吾民将择胜于岩峦之间，尸祝于浮屠、老子之宫也，固宜。而君则亦既去矣，何复惓惓于此山哉?昔苏子瞻称韩魏公去黄州四十馀年而思之不忘，至以为《思黄州》诗，子瞻为黄人刻之于石。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，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，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。

　　君今去县已三年矣。一日，与余同在内庭，出示此图，展玩太息，因命余记之，噫!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，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!

　　《吴山图》是吴县百姓送给离任县令魏用晦的纪念品，其功用相当于众多已程式化的“去思碑”。但吴县百姓所送的《吴山图》却是礼轻情义重，因为它代表了老百姓对廉洁贤明县令的真情实感。对于作者归有光来说，吴县的山山水水实在太熟悉了，加之自己也曾在湖州府长兴县任过县令，因此，对《吴山图》的意义当有切身的感受，故下笔为文，随兴生发，侃侃而谈，毫无造作应酬之嫌。第一段作者不直接从《吴山图》说起，而是极写吴县的山川形胜，而这些自然景观本身又极富文化积淀，显示出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。第二段先交待自己与《吴山图》主人的同年关系，再引出《吴山图》的故事，顺理成章地将一地的山川形胜与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的贤能之士联系起来，同时也为下文的议论作了坚实的铺垫。第三段先从县令的贤与不贤对老百姓的关系说起，又用苏轼和韩琦的故事为例，说明贤能之官吏自然会能得到当地百姓的深切怀念。最后又上升到真正的贤者是“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，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。”最后一段称赏魏用晦是属于“不能自忘于其人”的贤者，“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！”全文结构巧妙，层次井然，抒情含蓄。作者紧扣官与民的关系来展开议论，同时也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之块垒，真可谓运思良苦。

有客开青眼，无人问落花。
暖风熏细草，凉月照晴沙。
客久翻疑梦，朋来不忆家。
琴书犹未整，独坐送残霞。

　　首联写的是他卜居山林的日常生活状态。有客人的时候就兴高采烈，欢喜无已；无人来访之时，没有人可以与之派遣寂寞、交流思想心得，就只能与落花对话，寂寞之情油然而生。仅仅依据这首诗的行文风格，从诗面上来分析，“有客”是衬“无人”的，而写“开青眼”的短暂喜悦，正是为了更好地表现“问落花”的孤独。

　　实际上，在李贽的独居过程中，“有客”确是极少数，更多的时候是寂寞一人。当然这里的“客”并非指任何来访者，而是与李贽志同道合、思想统一的人，只有这样的人在李贽看来才能称之为“客”，否则他是闭门不见的。在《高洁说》中，李贽对这一点有很明确的解释： “谓予自至黄安，终日锁门，而使方丹山有好个四方求友之讥；自住龙湖，虽不锁门，然至门而不得见，或见而不接礼者，纵有一二加礼之人，亦不久即厌弃。是世俗之论我如此也。殊不知我终日闭门，终日有欲见胜己之心也；终年独坐，终年有不见知己之恨也。”其实不着手于此，仅仅从诗面“有客开青眼”，亦可略见一斑。一个“开”字写出了蓦然惊喜的心情，同时表明了更多的时候他是像阮籍那样，“见礼俗之士，以白眼对之”的。

　　“无人问落花”一句中，“落花”是古典诗词里的常见意象，落花暮春，象征着美好事物的消逝和时光无可挽回的流淌。沈周因伤其子之逝，赋《落花诗》十首；林黛玉有葬花之哀；王维细数落花，心有所感而独坐良久，皆有此意。究竟李贽有没有“问落花”类似的举动，其实不必坐实，作者只是借这样一个常见意象来借代自己独处时的寂寞心情，或亦有叹老之感。这样，首联就为全诗营造了一种伤感落寞的气氛。

　　颔联一句，前为春，后为秋；前为白天，后为夜晚，是通过四季转换、昼夜交替来表现终年独坐的状态。这两句没有用常见的艺术手法，通过主观感觉把自然景致极端化，从正面或反面表现内心的情感。而是用很轻柔的笔触，描绘了山间淡雅平静的氛围。如果把“凉月照晴沙”试写成“凉月照寒沙”，其透骨冰凉，就完全是另一种意境了。你看微醺如酒的春风拂弄着细细的草叶，皎洁的月光映照着广阔的沙滩。这种生活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王维的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夜深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”的雅趣。然而李贽是向往激烈快意的生活、要高举大旗，领导社会风气变革的时代先驱，这种山林野逸之乐，是难以使他心情平静的，只是越发使他觉得寂寞。

　　“客久翻疑梦”，客居在外久了，使得他反而有了一种不真实的错觉，像是梦境里一样飘忽不定，梦醒时又能回到家中安稳度日的时光。一般诗词文赋中的“家”都指故乡，即在父母身边从小长大的故居。而李贽不到二十岁就外出宦游，其后更是一生辗转迁徙、漂泊无依，没有所谓的“家”，故此处的“家”更应该的乡居故里。虽然李贽“平生不爱属人管”，少年居家读书的经历亦未必尽其所愿，但人在漂泊不定、受尽艰辛时有倦鸟归巢之感，是很正常的心理。“朋来不忆家”，只有朋友来的时候，高谈阔论，一抒心臆，才能暂时放下思乡的愁怀。但是正如第一句所分析的，朋友散落在天涯，要来访一次，实在是太难了。所以更多的时候，李贽还是独自在乡愁的煎熬中寂寞着。这一句的对比手法，其实和首联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然而反衬之句，一个在前面，一个在后面，是文章变换法。这里点明了的“朋”，即首联的“客”。变换字法，亦是使文势跳脱之意。

　　尾联一句写的是：一天又在这样的疏懒遐思中过去了，准备收拾琴和书回去了，不经意回头，看见天边绚丽的晚霞，竟然不觉陶醉其中。然而晚霞虽美，却无人分享，只有自己独看，是否有寂寥之感呢？答案应该是肯定的。这两句写得极妙，琴以娱情，书以励志，古人携琴带萧是很普遍的风尚，尤其是明代以后。在早期山水画里，常常能看到高士拾阶而上，童子负剑后随的形象，而渐渐就演变成童子携琴了。这说明士人的社会习惯已经从李白“十五好剑术，三十成文章”的追求转变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“琴棋书画”的雅趣了。一天已经告终，诗句就顺势收尾，恰到好处，夕阳的冉冉落下还给人意犹未尽的回味余地，不知作者如何想来。

　　全诗表现了李贽晚年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的寂寥之感，回想其坎坷的一生，顿生“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”之慨叹，是其晚年真切感情的流露。

　　五人者，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，激于义而死焉者也。至于今，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，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；且立石于其墓之门，以旌其所为。呜呼，亦盛矣哉！

　　夫五人之死，去今之墓而葬焉，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。夫十有一月之中，凡富贵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，其疾病而死，死而湮没不足道者，亦已众矣；况草野之无闻者欤？独五人之皦皦，何也？

　　予犹记周公之被逮，在丁卯三月之望。吾社之行为士先者，为之声义，敛赀财以送其行，哭声震动天地。缇骑按剑而前，问：“谁为哀者？”众不能堪，抶而仆之。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，公之逮所由使也；吴之民方痛心焉，于是乘其厉声以呵，则噪而相逐。中丞匿于溷藩以免。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，按诛五人，曰颜佩韦、杨念如、马杰、沈扬、周文元，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。

　　然五人之当刑也，意气扬扬，呼中丞之名而詈之，谈笑以死。断头置城上，颜色不少变。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，买五人之头而函之，卒与尸合。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。

　　嗟乎！大阉之乱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，有几人欤？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？且矫诏纷出，钩党之捕遍于天下，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，不敢复有株治；大阉亦逡巡畏义，非常之谋难于猝发，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，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。

　　由是观之，则今之高爵显位，一旦抵罪，或脱身以逃，不能容于远近，而又有剪发杜门，佯狂不知所之者，其辱人贱行，视五人之死，轻重固何如哉？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，赠谥褒美，显荣于身后；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，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，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。不然，令五人者保其首领，以老于户牖之下，则尽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隶使之，安能屈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哉？故余与同社诸君子，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，而为之记，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。

　　贤士大夫者，冏卿因之吴公，太史文起文公、孟长姚公也。

　　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，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。全文以"义"为核心，成功地运用了记叙、议论、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。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“激于义”，开篇抓住一个“义”字。五人是为义而生，为义而争，最后为义而献身。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──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：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可以说，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。

　　明代大奸臣、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，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。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，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。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。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，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，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。

　　“然五人之当刑也，意气扬扬，呼中丞之名而詈之，谈笑以死。断头置城上，颜色不少变。”大义凛然，惊天地，泣鬼神!语言简练生动，铿锵有力。

　　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，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。“大阉之乱，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有几人欤？”在阉党横行天下，炙手可热之时，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，甚至助纣为虐，为虎作伥。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，无所畏惧，视死如归。应该说，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，因为他们不在其位。但五人以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，并且慷慨赴死，义无反顾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。而那些身在政位，吃民膏、喝民血的“缙绅”，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，变节了。作者问道：“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，素不闻诗书之训，激昂大义，蹈死不顾，亦曷故哉?”这一问，多少缙绅无地自容?“十年浩劫”期间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专横跋扈，“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，四海之大有几人欤?”张志新，一个普通女干部，坚持真理，宁死不屈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。也有许多人投靠“四人帮”，出卖良心，出卖人格。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。

　　张溥认为：“大阉逡巡畏义，非常之谋难于猝发，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，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。”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，这是非常可贵的。读此段，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《记念刘和珍君》中所写的句子：“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，是始于去年的，虽然是少数，但看那干练坚决，百折不回的气概，曾经屡次为之感叹。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，虽殒身不恤的事实，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，虽遭阴谋秘计，压抑至数千年，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。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，意义就在此罢。”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，不，是用生命写成的。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，不知作何感想？

　　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。本段夹叙夹议，反复对比，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。作者将“高爵显位”的辱人贱行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，从而提出“轻重固何如哉”的问题让读者思考。接着，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，从而揭示出“亦以明死生之大，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”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。读者至此，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的那句名言──“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”五人之死，重于泰山，与日月同辉，与山河共存。

　　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，但以“由是观之”领头，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，而是由此及彼、层层深入的关系。“是”是一个指代词，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。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，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，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。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，揭露了“今之高爵显位”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“辱人贱行”，提出了一个问题：这种种“辱人贱行”，和“五人之死”相比，“轻重固何如哉”?苟且偷生，轻如鸿毛；仗义而死，重于泰山。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。

　　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，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“五人”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。从正面说，由于“五人”“发愤一击”、“蹈死不顾”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，因而“得以加其土封，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。凡四方之士，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，斯固百世之遇也”。从反面说，“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，则尽其天年，人皆得以隶使之，安能屈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哉?”应该指出：这不仅是就“五人”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，而且是就“五人”之死在“四方之士”“豪杰之流”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。“四方之士”“过而拜且泣”，“豪杰之流，扼腕墓道，发其志士之悲”，不正表现了对“五人”同情、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?而号召人们向“五人”学习，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，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。

　　这篇文章题为《五人墓碑记》，歌颂“五人”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。但社会是复杂的，事物是互相联系的，要孤立地歌颂“五人”，就很难着笔。张溥在这篇文章中，与“五人”相对比，不仅指斥了阉党，还暴露批判了“富贵之子，慷慨得志之徒”和“缙绅”“高爵显位”等等；与“五人”相映衬，不仅赞美了周顺昌，还肯定了“郡之贤士大夫”。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，才充实了歌颂“五人”的思想内容，加强了歌颂“五人”的艺术力量。

参考资料：

1、 五人墓碑记．人民教育出版社[引用日期2014-04-16]2、 《五人墓碑记》赏析．人民教育出版社[引用日期2014-02-20]